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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轨道高铁学校对“校企合作”困难的原因分析

发布时间:2018-09-18 05: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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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轨道高铁学校对“校企合作”困难的原因分析

作为促进企业发展和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校企合作在工业化国家发展得相当成熟，成效显著。但在我国，校企合作却因诸多条件限制难以有效展开。甘肃轨道高铁学校认为，企业教育传统中断引发的校企合作经验的缺失，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的偏差将职业教育摆在尴尬位置，法律建设的滞后导致校企合作保障缺失，利益驱动机制不完善使合作双方动力不足等，是校企合作困难的主要原因。

（一）企业教育传统的中断：“校企合作”经验缺失

校企合作的有效进行，需要企业有相关经验。这种经验，积淀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境之中。在职业学校出现之前乃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企业都在承担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责任。然而，1949年后，企业的教育职能逐渐被剥离，职业学校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甘肃轨道高铁学校今日所言的“校企合作”，也是以职业学校为主体的校企合作。校企合作之所以出现浅层次、低质量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缺乏教育经验所致。

职业教育是缘起于生产工作场所中的教育。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形态。伴随新式企业的出现，企业成为新式职业教育的实施主体。左宗棠在奏设福建船政局时指出：“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福建船政局成为企校一体的教育型企业，以至于洋监督日意格说：“船政局的目的与其说是建造舰船，不如说是使中国学会建造和操作舰船的本领。”福建船政局的做法取得显著成效，被随后企业所效仿。福建船政学堂被称为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起点，可见，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缘起于企业教育设施的设立。《癸卯学制》虽然将“实业教育”列入学制，但在实施中却采取企业教育或企业与实业学堂合作的方式进行。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沿两条路径发展：其一，企业教育。民国时期大量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中，1932年颁布的《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人数达不到要求的企业联合办理劳工学校或劳工班。通过法令，使企业教育制度化、规范化，企业教育在全国范围展开。其二，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学校教育迅速发展，呈现以职业学校承担职业教育职责的制度安排。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与实施，使职业学校教育体系开始形成。

（二）现实的刻板：偏狭的理论研究与歧视性的制度安排

甘肃轨道高铁学校认为传统的中断，造成经验缺失，使校企合作难以有效实施。偏狭的教育理论研究与刻板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一问题趋于严重。

理论研究结果对制度安排产生影响，并由制度得以强化。这从经济制度与教育制度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经济制度将职业教育从企业中剥离，教育制度则将职业教育安排在边缘地位。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一些原本由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学校开始与企业脱离；学校与企业相对独立，分由不同部门管理，职业学校主要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校企双方将“育人”与“用人”分开，育人成为职业学校单方面的责任。企业虽为职业学校学生提供实训基地，却未将自己作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校企合作难以深入，造成校企合作层次浅、质量低。同时，教育制度将职业教育作为低质教育。在现行教育制度下，职业院校仅能招收中考与高考中失利的学生，职业院校毕业学生多数直接进入人才市场而鲜有继续升学的通道，部分职业院校学生虽然可获得“学士”学位，却无法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这种制度安排，将职业教育摆在比较尴尬的境地。这是企业愿意与著名大学而非职业院校合作的重要原因。

（三）职业教育法律的缺陷：“校企合作”难以依法进行

完备的法律是校企合作的保障。然而，法律建设滞后成为我国校企合作的短板。目前，与校企合作相关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等，却对校企合作的规定相当简单且柔性。

法律虽然有校企合作的相关规定，实施情况却不尽人意。原因有二：其一，强制性不足，法律条款以提倡性的“应该”而非强制性的“必须”的方式规定，加之缺乏实施细则与配套法规，缺乏可操作性；其二，实施不力，缺乏监管与反馈机制，实施效力差。同时，法律主要对职后培训做出规定，以企业利益为依归。这种规定，使得企业在校企合作中不自觉地将实习学生视为廉价劳动力。由于法律存在缺陷，我国校企合作主要依据政策而非法律，是政策主导下的校企合作。政策的权威性、强制性和稳定性显然难以与法律相比。这种情况，可以部分地解释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合作意愿高而实际合作低的原因。

（四）利益驱动机制不完善：校企合作动力不足

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是合作双方均有利可图，包括“自然利益”与“政策利益”。

所谓“自然利益”是校企合作本身产生的利益，包括人才培养质量、招生率、就业率、升学率等的提高，并由此带来企业生产效益提高、生产成本的下降等自然结果。换言之，“自然利益”就是由校企合作运行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为合作双方带来的一系列利益。其优点是产生利益的成本低，缺点是只能顾及短时段、小范围的利益。所谓“政策利益”，主要是指由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等带来的优惠补贴，即由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为合作双方带来的利益。其优点是能够顾及长时段、大范围、多方面的利益，缺点是产生利益的成本高。

目前校企合作中的“校热企冷”，是自然利益单一驱动的结果。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相关的利益主要有：提高招生率、人才培养质量、就业率、升学率等。企业在校企合作相关的利益主要有：提高生产效益，获得高素质人才、高新技术等。凡顾及校企双方利益的合作，可以得到双方的配合；相反，则会消极应对。在自然状态下（即没有政策干预的状态下），通过校企合作，学校可以获得实习实训场所、增加学生实操机会，服务人才培养；同时，还能以校企合作为噱头，扩大招生。因此，职业学校在实际合作中通常表现出较高的意愿。但是，鉴于当下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低，企业通过校企合作既得不到高素质人才，也得不到高新技术，更谈不上提高生产效益。因此，在实际的校企合作中，一些企业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作为合作收益的补偿。然而，这种做法，既偏离“校企合作”的本意，也影响到“校企合作”声誉。由于职业学校教育质量不佳，校企合作法律存在缺陷，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获得高素质人才存在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企业基本不会在“自然利益”驱动下高度参与校企合作。相比之下，企业更热衷于与普通高校合作，以获得高新技术与高素质人才，提高生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