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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科普缺席” 都是科学家的错?

发布时间:2015-06-05 0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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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多次提及《星际穿越》中中国科学家的科普缺位。这部科幻电影涉及黑洞、虫洞、五维空间等大量物理学的前沿理论,紧随其后的科普文章有些是美国人为配合电影发行制作的,有些是国内记者改写或采写的。“但我没有看到一篇文章是由我国某位科学家或者某个学会发表的。作为中国科协主席,我多少有点失望。”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韩启德第一次在重要场合谈及科普问题了。早在2010年,韩启德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为什么我国科普做不好?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怎样能做好。要让搞科普的人觉得搞科普是有奔头的,如果连社会也认为没本事才去做科普,那科普肯定做不好。”

 年会上,韩启德还对如今微信“朋友圈”盛行的“伪科学传播”表示了担忧,“七大营养素助你延年益寿、酸性体质容易得癌症的言论依然满天飞……” 在韩启德看来,要纠正伪科学、传播真科学,中国科协“责无旁贷”。

 还记得年初“草莓有毒、毒死蜜蜂”的消息出来没多久,就有记者同行在微信群里抱怨:“想找一个科学家第一时间出来解读辟谣可真难啊!”

 年初发布的《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2013)》指出,受访的科技工作者全年就科技热点问题接受大众媒体采访的平均次数仅为2次。这一数字似乎也印证了上述说法。

 探因:“科普缺席”都怪科学家吗?

 为什么中国科普不能及时出现科学家的身影?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传播系教授李大光曾撰文指出,体制管理是主因。“在美国,除了军事拨款和航空航天研究项目经费外,要获取科研经费必须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审批,而基金会除了会考核申请人的资历与声誉以外,其研究结果是否得到公众的支持也是决定能否获批的主要因素。再比如英国,有些基金会甚至要求拨款项目结束后必须进行与该项目有关的科普活动(比如写科普书或者演讲等)。”

 在国外,从事科普和其本职工作一样都能得到社会认可,并能成功的生存,有的甚至比从事科研获得更多的报酬。反观国内,科学家需要用学术研究来支撑门面,评教授、评院士或者是获得其他的名誉,这些才是对一个科学家实力的认可,并获取养家糊口的基础。如果你只是一个科普专家或作家的话,那恐怕“物质面包”与“精神牛奶”就都要缺失了。

 科普没能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也难怪中国科学家做科普的“动力”不足了。

 试想,如果把科普工作作为考核或评职称、项目报奖的指标之一,是否可行呢?记者采访中发现,绝大多数的科技工作者表示不接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员对记者说,“如果一个科学家不做学术包工头,不雇佣大批研究生为自己干活,同时不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杂七杂八’的事务上,就没法生存。再往我们身上加任务了,既会影响本职工作的完成,也不能保证新添加任务的完成效果。”

 如果对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给予一定的报酬,能否起到激励作用呢?部分受访者表示,物质激励的确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激发科学家们的积极性。但也有部分受访者表示担忧:科普工作无法定量描述和衡量,因而在具体报酬的奖励评比方式上同样将遇到评价困难,同样将遇到腐败问题。

 如此看来,目前直接照搬国外的管理体系和评价机制是行不通的。如何开创出一条科研和科普“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中国特色道路是当务之急,且任重道远。

 浅析:科学家为何“科普缺席”?

 《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2013)》显示,缺乏相关渠道、没有时间/精力是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活动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其次为缺乏经费和缺乏相关训练;认为自己没有科普能力或没有兴趣参与科普活动的科技工作者,分别为6.2%和5.8%。

 不难看出,大部分参与调查的科技工作者主观意愿是愿意参与科普活动的。渠道、精力、经费成为科技工作者们提出的“缺席科普”的三大主因。

 先说渠道。应该说,互联网的发展给原本需要“高投入+专业队伍”才能进行的科普降低了门槛,微博、微信公众号的出现代替了印刷资料、撰写出版图书等等。

 当今我国网民已达6.5亿,其中手机网民5.6亿,移动端应用已成主力军。在微信平台上,平均每天人均阅读文章5.86篇。如此巨大的互联网无疑将成为未来科普的主战场。

 韩启德主席也在科协年会的发言中表示,下一步将鼓励相关学会、地方科协开设微信公共账号和客户端,定期发布科学信息,并结合当下公众关注的科学问题,邀请科学家和科普专家撰写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文章,制作大众喜闻乐见的声像作品,为公众答疑解惑,增长知识。

 而由三位国内外顶尖科学家饶毅、鲁白和谢宇做主编、出身象牙塔的微信公众号《赛先生》去年一露面就受到科学家和媒体的热捧。

 再说精力。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提到了一个词——“减负”。科学家负担重无外乎三种情况:一是行政负担重,一旦做出了成绩就会有行政头衔附身,使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行政事务中;二是应付名目繁多的评估、评审活动及工程论证;三是当顾问、任理事、出席各种会议、作报告等,也占去了科学家相当多的时间。在过重的负担下,科学家透支的是精力,受损失的则是科研事业,做科普更是无从谈起。

 但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前几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调整资助模式,让科学家从疲于评审、忙于被评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还是近两年科技部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不让科研工作者天天跑项目,目的都是为了把科学家的时间还给科研,至于科研之外的时间是用来做科普还是做行政,则要遵从科学家自己的选择了。

 国家加大对科普经费的投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发展,科普对于“经费门槛”的要求已经越来越低了,特别是一些民间科普组织,不但投入少,甚至还靠运营科普自媒体赚到了一些广告费,何乐而不为呢?三说经费。去年年底科技部发布的《2013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科普经费投入稳定增长,来源渠道仍以政府为主。2013年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132.19亿元,比2012年增长7.57%。

 最后,记者认为恐怕还有加一个因素,就是意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曾经在一次科普活动中表示,“学术会议让科学家走到一起交流学术成果,如果说,这是科学家对社会的回报,那么在会后一同走进校园,更是一种对社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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