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大学不能被排行榜绑架

不管哪一个大学排行榜，都是制作者以其对高等教育的理解，设置相应指标、采取不同权重进行的排行，从一个角度观察大学。如果大学排行榜选择的指标、权重比较合理，符合办学规律，其排行结果就对大学的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若过分强调大学的规模、体量等指标，排行的结果就没多大实际意义。我国大陆高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中一直表现比较优异，是因为这一排行榜采用的指标包括教学能力(占30%)、研究能力(占30%)、论文引用(占32.5%)、商业融资(占2.5%)和国际化程度(占5%)等5个大项标准和下设的13个细分标准。其中，有关学术研究方面的权重占了60%，而这正是我国内地高校近年来办学的重点。

为争取更高排名，我国有的大学围绕排行指标办学，过分看重论文数量、课题经费、师生规模，重科研而轻教学。一个突出表现是把发表高水平论文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近年来由于在发表论文上有更好的表现，我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名次有上升，就被一些舆论认为是在靠近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这只是排名的接近，或者说是在论文、学术研究成果数量上接近，而不是学校整体办学水平有实质提升。

更重要的是，排行榜并不能反映出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管理制度。我国大学在提高论文数量的同时，变得更加功利，连国际化也走上功利的形式化道路。比如，有学校为增加国际师资搞“人才假引进”，不计成本向海外派交换生，甚至在发展留学生时，用短期语言生充数，还出现“本土留学(课程)”丑闻。这些都和一流大学应该有的校园文化完全背道而驰。

尽管我国不少大学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校长纷纷在各种场合称“办学不要被大学排行榜左右”，但回到现实之中，大学还是盛行着对教师教学研究的数量考核，教师们被各种表格、指标弄得晕头转向。

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国教育管理者和办学者的重视。我国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办学条件设置学科、专业，开展有特色的办学活动，不能被舆论轻易左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把教育和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决策权交给全体教授，由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制定学校的教育和学术发展规划，对教师按学术标准、原则进行考核和评价。如此，我国大学才能办出特色，也才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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